香港5月破产呈请达949宗，同比升8.96%、环比增17%，这一数据背后折射出经济结构转型期的深层矛盾与制度性挑战。从破产管理署披露的法庭接管令、清盘令等关联数据看，企业与个人债务危机已形成交叉传导效应，暴露出市场信心修复与制度韧性建设的双重紧迫性。

立论点：经济下行压力与制度摩擦共振，破产潮折射系统性风险

破产呈请激增并非孤立现象。2025年首五月，香港破产管理署接获破产呈请4374宗，同比增长12.3%，其中企业破产呈请占比超三成。这一趋势与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美联储加息周期持续等外部因素直接相关。数据显示，香港出口额连续12个月同比下滑，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同比下降6.8%，中小企业经营指数跌破40警戒线。更值得警惕的是，破产潮已从传统行业向新兴领域蔓延：某科技初创企业因融资断裂被接管，某跨境支付平台因反洗钱合规成本激增申请清盘，凸显数字经济时代风险传导的复杂性。

分论点一：企业债务重组困境折射制度性摩擦

香港破产程序注重债权人自治，但这一机制在跨境债务重组中暴露出效率短板。以某内房企业为例，其境外主体被债权人提出清盘呈请后，尽管内地子公司已启动重整程序，但香港法院仍以“与香港有充分关联”为由受理案件。这种司法管辖权的重叠导致企业陷入“双重清盘”困境：一方面，香港清盘令可能触发内地银行提前收贷；另一方面，内地重整方案因境外债权人反对难以推进。数据显示，2025年已有7家赴港上市房企遭遇类似困境，平均债务重组周期延长至18个月，较2023年增加40%。这种制度摩擦不仅推高企业破产成本，更削弱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分论点二：个人破产制度面临“宽严相济”的平衡难题

香港个人破产制度虽已实施多年，但2025年数据显示，因赌博、电信诈骗导致的破产申请占比仍达15.45%，远超经济下行因素。某案例中，债务人因网络赌博欠下千万债务，申请破产时名下已无资产，但债权人指出其通过加密货币转移资产。这种制度漏洞催生“策略性破产”现象：部分高净值人士利用破产程序逃避债务，而普通劳动者因失业、医疗支出陷入债务困境却难以获得救济。破产管理署数据显示，2025年个人破产申请中，月收入低于2万港元的占比达68%，但成功获得免责的仅占43%。这种“富人易逃债、穷人难重生”的悖论，正在侵蚀社会公平根基。

反论点与驳论：破产潮是否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有观点认为，当前破产规模仍在可控范围，2025年5月法庭发出的接管令环比下降24.34%，显示风险释放趋于平稳。但这种乐观判断忽视了两大隐患：其一，跨境破产案件的“长尾效应”。某案例中，香港法院对某离岸公司的清盘令，导致其内地子公司供应链断裂，引发上下游企业连环违约。其二，破产企业的资产处置可能冲击房地产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首五月，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37%，部分区域房价下跌12%。若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破产-抛售-贬值”的恶性循环。

分论点三：制度创新需突破路径依赖

香港破产制度亟需在传统框架内注入新元素。可借鉴新加坡“简化破产程序”，对小微企业设立快速通道，将破产清算周期从目前的9-12个月缩短至3个月。在个人破产领域，可引入“收入贡献令”，要求高收入破产者将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收入按比例偿还债务，避免“一破了之”。更根本的改革在于构建跨境破产协作机制。香港可与内地法院建立“主次程序”认定标准，明确以企业注册地法院程序为主、上市地法院程序为辅的原则，减少管辖权冲突。

前瞻性见解：从“危机应对”到“韧性建设”

破产潮的治理需超越“头痛医头”的短期思维。其一，应建立破产预警系统，整合税务、银行、法院等多部门数据，对资产负债率超70%、现金流连续三月为负的企业提前介入。其二，需发展破产服务产业，培育专业受托人队伍。目前香港破产管理署仅有23名注册受托人，难以应对年均万宗破产案件。其三，应推动破产文化变革，通过公众教育消除“破产耻辱”观念，让制度真正成为市场主体的“安全网”而非“耻辱柱”。

破产呈请的激增，既是经济周期的必然现象，更是制度演进的催化剂。当949这个数字刻入历史，我们不应止步于对风险的担忧，更需以制度创新重塑市场信心。毕竟，一个城市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摩天大楼的高度，更体现在对失败者的包容度、对风险的化解力。唯有让破产制度真正成为“经济免疫系统”的核心组件，香港方能在全球变局中稳舵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