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66个国际公约和组织，引发国际广泛关注。1月22日，在联合国收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申请满一年后，美国正式退出了WHO，并留下了约2.6亿美元的欠款。这一系列动作凸显了美国对多边机制的态度始终围绕着冷酷的成本—收益算计展开，凡是被认为难以直接转化为国内政治收益的机制，往往会成为优先退出的对象。

　　相比美国频繁退出国际组织，更值得关注的是它选择留在哪些多边机制内，例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事实上，美国真正反对的是那些需要承担实质性成本、却又无法主导规则制定的安排。因此，它的参与模式具有高度的选择性与工具性：留在那些成本可控、规则成熟且能维持影响力的机制中，退出那些投入高、约束强而主导权有限的机制。认清这种功利化的制度算计是理解美国当前多边行为的关键热点话题。

　　以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为例，UNFCCC及《巴黎协定》要求缔约方在减排目标、能源结构调整和长期资金投入方面作出持续承诺；WHO的运作和全球疫情警报及反应网络等机制也要求会员国的持续投入、信息共享与协同行动。这类承诺不仅涉及复杂的国内经济转型和社会治理，还会直接触及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中的敏感利益。因此，在“美国优先”的政策框架下，这种高约束、高投入且可能稀释美国主导权的多边安排自然会被优先放弃。不仅如此，美国在宣布退出WHO时，还试图鼓动其他国家一同退出，进一步凸显了其将多边机制工具化甚至“武器化”的倾向。

　　然而，在另一些领域，美国的姿态却大不相同。例如《维也纳臭氧层保护公约》《拉姆萨尔湿地公约》等环境类公约，这些机制大多规则成熟、技术性强，且美国作为缔约方长期深度参与，既熟悉程序，也拥有较强话语权。更重要的是，其履约成本相对可控，不会对美国核心产业结构形成根本性冲击。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不退出CITES并非源于其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多少特殊责任感，而更多可能基于现实利益的判断。一方面，CITES以贸易管控为主要工具，约束对象集中在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跨境流动，对美国本土经济影响有限。另一方面，借由CITES，美国可以通过附录管理、合规审查和履约评估，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形成实质性影响。这种“以小博大”的机制设计完美符合了其以小成本换取更大影响力的制度偏好。学者：美选择性退群充斥功利算计 多边机制工具化倾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