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榨干亲友几百万后消失

近日，江苏南京一女子以“投资项目”“资金周转”为名，通过伪造合同、虚构收益等手段，在5年内向亲友借款超600万元后失联的案件引发社会关注。这并非孤例，2023年浙江台州“闺蜜诈骗案”、2024年广东深圳“家族集资诈骗案”均呈现相似模式：诈骗者利用亲情、友情构建信任网络，通过“温水煮青蛙”式借贷逐步掏空受害者积蓄，最终消失于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真空地带。此类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个人道德沦丧，更是社会信任体系、金融监管与法律追责机制的多重漏洞。

立论点：破解“亲情诈骗”困局需构建“信任防御-金融监管-法律追责”三重屏障，通过完善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强化非正规借贷监管、优化诈骗案件司法流程，遏制“杀熟”式犯罪的蔓延。

信任关系的异化，是诈骗得逞的核心逻辑。犯罪心理学研究表明，受害者对亲友的信任度是普通关系的3.7倍，这种信任会降低其风险感知能力。南京案件中，受害者包括表姐、同事、前夫等12人，其中80%的借款发生在“小额试水-逐步加码”阶段：诈骗者先以“孩子治病”“临时周转”为由借数万元并按时归还，待信任建立后，再以“投资养老院”“跨境电商”等项目诱导大额借款。这种“信任绑架”模式，本质是将情感关系工具化，利用受害者“帮亲不帮理”的心理弱点突破风险防线。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受害者明知风险仍选择借款，源于“沉没成本效应”——前期投入越多，越难以接受“被骗”的现实，反而持续追加投资，形成恶性循环。

非正规借贷的监管空白，为诈骗提供了温床。我国《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LPR的四倍（当前约15.4%），但对借款用途、资金流向的监管几乎空白。南京案件中，诈骗者通过“现金交易”“多人分拆转账”等方式规避监管，将借款用于奢侈品消费、网络赌博等非生产性支出。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非正规借贷规模达12.8万亿元，其中32%涉及“高息诱惑”“虚假项目”等诈骗风险，但仅11%的案件因证据不足无法立案。更关键的是，现有征信体系主要覆盖银行信贷，对民间借贷行为缺乏记录与预警功能，导致诈骗者可“跨区域、跨圈层”重复作案。例如，浙江台州诈骗者在骗取本地亲友后，转战江苏、安徽继续行骗，直至失联。

法律追责的滞后性，削弱了震慑效果。根据《刑法》，诈骗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50万元以上）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实际执行中存在三大障碍：其一，证据收集难，民间借贷多依赖口头协议，南京案件中仅3份借款有书面合同；其二，资金追回率低，诈骗者往往通过“洗钱”“转移资产”等方式隐匿财产，2024年诈骗案件资金追回率不足18%；其三，量刑与危害不匹配，部分诈骗者通过“认罪认罚”“退赔部分款项”获得从轻处罚，导致“判刑3年、骗款百万”的荒诞现象。这种“低成本犯罪”效应，进一步刺激了潜在诈骗者的投机心理。

驳论需警惕“受害者有罪论”的偏见。有观点认为“受害者贪图高息才被骗”，但南京案件中，诈骗者承诺的年化收益率仅8%-12%，低于市场平均水平，受害者借款更多出于“帮亲友渡难关”的善意。另有观点主张“加强个人防范教育”，但社会信任是经济活动的基石，过度强调“防人之心”会破坏人际关系，甚至导致“老人摔倒不敢扶”的道德困境。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系统治理：可借鉴德国“社交借贷登记制”，要求超过一定金额的民间借贷必须向金融监管部门备案；参考美国《诚实借贷法》，强制借贷双方披露资金用途、还款来源等关键信息；完善《刑法》对“诈骗罪”的量刑标准，将“利用信任关系诈骗”作为加重情节。

从“榨干亲友600万”的个案到“杀熟式诈骗”的蔓延，这场信任危机警示我们：当亲情成为犯罪工具，当监管滞后于犯罪手段，当法律震慑弱于犯罪收益，社会将陷入“人人自危”的信任寒冬。破解困局需多管齐下：建立“民间借贷信用档案”，将大额借贷行为纳入征信体系；推行“借贷冷静期”制度，要求超过10万元的借款需24小时后确认；优化诈骗案件“追赃挽损”机制，探索“先行赔付基金”模式。唯有让信任回归纯粹、让监管覆盖盲区、让法律长出牙齿，才能守护住人性中最珍贵的温暖——而非让它成为犯罪者的提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