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一架从四川达州飞往福建泉州的航班上，一名61岁乘客突发昏迷，送医后不治身亡。

　　这件事在当时曾引起广泛讨论。有人提出疑问，这架载有上百名乘客的航班，真的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吗？

　　航空公司回应称，乘务组在发现乘客无应答时，立即广播寻找医务人员，但始终无人回应。只能由乘务员按照程序为其吸氧、做心肺复苏，直到飞机落地，由地面医护人员接手。

　　家属对于航空公司的回应并不满意，事后发文，希望找到同机乘客，还原抢救经过。

　　也有人从事后家属的态度中推测，如果当时有医生出面，那么他可能面临家属的指责和法律风险，有可能成为航空公司转嫁责任的对象，甚至称“幸好没有医生掺和进去”。

　　飞机、高铁上遇到突发状况，医生挺身而出，抢救生命，最终收获掌声与感激，这是以往常见的报道。但现实并不总是如此美好，与其他公共场合不同，在列车或航班中站出来的医务人员往往需要出示执业资质，全程被乘务员录像记录，事后还要留下姓名电话单位，甚至有可能面对家属追责带来的争议和纠纷。

　　于是，施救变得沉重。本该被鼓励的善意之举，成了一场权衡利弊后的风险决策。医生害怕义务救助后，责任被无限放大；乘务员也害怕流程疏漏后，被乘客投诉追责。原本该被鼓励的救人之举，逐渐变成了一场需要慎重权衡的风险决策。

　　“白大褂一脱，别人生死与我无关”，这句话，正在一些医生心中生根。因此，那些听到寻医广播后，在起身与沉默之间做出选择的人，他们的迟疑与克制，值得被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