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高温风险预警出炉 四类人注意

2025年7月，国家疾控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多地气温突破40℃阈值，重庆、河南等地甚至出现“湿球温度32℃”的极端湿热环境。这场高温不仅是气象学意义上的极端天气，更是一场关乎公共健康与社会治理的“压力测试”——当热射病死亡率高达32.4%、65岁以上老人高温死亡风险较2000年上升68%时，如何守护脆弱群体的生命安全，成为社会治理必须直面的命题。

分论点一：高温预警的“健康转向”折射治理理念的升级

传统高温预警以气温为单一指标，而此次预警首次引入“湿球温度”与超额死亡率模型，将预警等级与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健康风险直接挂钩。例如，当湿球温度达30.5℃时，人体已无法通过出汗维持体温平衡；若升至35℃，即便静坐补水也可能致命。这种科学化预警的背后，是治理思维的转变——从“防范气象灾害”转向“预防健康危机”。2024年河南某建筑工地因未调整作业时间导致3名工人热射病死亡，暴露出传统预警的滞后性；而此次预警提前48小时锁定高风险区域，为户外作业者调整排班、社区为独居老人安装空调提供了“黄金响应期”。

分论点二：脆弱群体的“隐形困境”需制度性破局

高温威胁下，四类高危人群的生存状态令人揪心：

老年人：重庆某社区调查显示，35%的独居老人因“省电费”拒绝开空调，导致室内温度超40℃；

儿童：2025年7月仅重庆就有12起“家长将儿童遗忘车内”事件，密闭车厢10分钟温度可飙升至50℃；

慢性病患者：高血压人群在高温下血管扩张，易引发脑溢血，但仅28%的患者知晓“需每日监测血压”；

户外工作者：外卖骑手李某在郑州连续工作6小时后晕倒，送医时核心体温达42.1℃，确诊劳力型热射病。

这些案例揭示，脆弱群体的困境不仅是“个体疏忽”，更是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例如，德国通过《高温保护法》强制要求企业为户外工作者配备冰背心、降温喷雾，并规定每2小时强制休息15分钟；而我国《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仅要求“采取防暑措施”，缺乏具体执行标准。

反论点驳斥：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有人认为，推广智能温控设备、开发高温预警APP即可化解风险。然而，技术工具无法替代制度保障：

经济壁垒：一台基础款空调需2000元，相当于农村老人3个月的养老金；

数字鸿沟：60岁以上老人中，仅32%会使用智能手机查看预警信息；

执行漏洞：某建筑公司虽收到预警，但仍要求工人“完成当日浇筑任务”，导致2人中暑。

技术需与制度形成合力——如杭州推行的“高温救助金”，为困难家庭提供空调补贴；上海社区网格员“每日敲门行动”，确保独居老人安全；这些实践证明，人性化的制度设计比技术更关键。

论点延伸：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应”的治理转型

应对高温危机，需构建“预防-干预-修复”的全链条机制：

预防层：将高温健康风险纳入城市规划，例如新加坡要求新建住宅必须配备遮阳设施与通风系统，旧改项目需增设社区降温中心；

干预层：建立“社区-医院-企业”联动网络，如武汉某医院与外卖平台合作，为骑手提供免费体检与降温物资；

修复层：完善高温伤害保险机制，2024年泰国推出“热射病专项保险”，患者可快速获得医疗费用垫付。

此外，需推动《高温劳动保护条例》立法，明确“湿球温度30℃以上停止户外作业”“企业需承担高温津贴”等条款，将健康权写入法律文本。

高温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考验的不仅是个体的生存智慧，更是一个社会的文明成色。当65岁老人因舍不得电费而中暑、当儿童被遗忘在滚烫的车内、当户外工作者用生命换取收入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守护脆弱群体的生命安全，不是慈善，而是责任；不是选择，而是义务。唯有以制度刚性托底人性温度，以科技智慧赋能社会治理，才能让每个人在酷暑中感受到“国家监护”的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