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预测地震被查处
当32岁的罗某良在互联网平台抛出“倪四道院士预测广东将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的虚假截图时，他或许未曾料到，这场精心策划的谣言会在72小时内引发超50万次转发，造成广州、深圳等地超市瓶装水断货、学校紧急停课的连锁反应。这起被公安部网安局定性为“2025年最恶劣的网络谣言事件”，不仅撕开了公众对自然灾害的焦虑裂痕，更暴露出数字时代公共安全治理的深层困境。
科学认知的断层：地震预测的“不可能三角”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原研究员陈会忠指出，当前全球地震短临预报成功率不足5%，其核心困境在于“地震事件的低概率性、地球内部的不可探测性、孕育过程的复杂性”构成的“不可能三角”。以广东为例，该省近五年仅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2025年6月清远4.3级地震后，广东省地震台台长王力伟明确表示“原震区近期发生5级以上地震可能性不大”。但罗某良们正是利用公众对“8级地震”的恐惧心理，将“院士预测”这一权威符号与“8级”这一超出历史极值的震级强行关联，制造出超越科学认知的恐慌。这种谣言的传播轨迹，与2023年银川地震后“房屋坍塌”“6.2级地震”等谣言如出一辙，均暴露出公众对地震科学认知的严重不足。
数字平台的失范：算法推荐下的“恐慌经济学”
涉事谣言的扩散路径，揭示出社交媒体平台的算法逻辑与公共利益的深刻矛盾。公安部网安局调查显示，罗某良的原始截图在发布后2小时内，被某短视频平台的“地震预警”话题标签精准捕获，算法根据用户历史浏览记录（如“地震自救”“防灾物资”）向广东地区230万用户推送，导致谣言在4小时内覆盖全省。更讽刺的是，平台“辟谣信息滞后推送”机制，使得官方辟谣内容仅触达12%的谣言受众。这种“恐慌内容优先传播、辟谣信息滞后抵达”的算法困境，与2025年2月银川地震中“消防员挖废墟救人”谣言的传播模式高度相似——当时该谣言在发布后6小时内获得1.2亿次播放，而官方辟谣视频的播放量不足其千分之一。当平台将“用户停留时长”作为核心KPI，当“震惊体”标题的点击率是科普内容的17倍，数字空间便不可避免地沦为谣言的温床。
治理体系的滞后：从“事后追责”到“全链防御”
尽管我国《防震减灾法》明确规定“地震预报意见由国务院或省级政府统一发布”，但此次事件暴露出治理体系的三大漏洞：其一，对“伪造权威信源”行为的惩戒力度不足，罗某良仅被行政处罚，而其通过虚假截图获得的流量收益未被追缴；其二，跨平台协同机制缺失，涉事截图在3个平台流转时，各平台均未启动“敏感信息交叉验证”程序；其三，公众媒介素养教育滞后，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无法识别“过分精准”（如具体到经纬度的震中位置）和“耸人听闻”（如“千年一遇”）的地震谣言特征。对比日本2024年修订的《灾害对策基本法》，其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配备“地震谣言识别AI”，并在谣言传播初期向用户推送官方信息，这种“技术防御+制度约束”的模式值得借鉴。
重建信任的路径：科学共同体与数字平台的共治
破解这一困局需构建“科学共同体-数字平台-公众”的三维治理体系。科学共同体应主动破除“神秘化”形象，如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自2025年起推出的“地震预报开放日”活动，通过直播地震监测室工作场景、公开预测模型参数等方式，将“黑箱操作”转化为透明对话；数字平台需承担主体责任，如抖音2025年7月上线的“地震信息溯源系统”，可对涉及地震预测的内容自动比对官方数据库，并对高风险账号启动“人工复核+流量限制”机制；公众则需提升媒介素养，如广东省地震局推出的“谣言识别卡”，将“来源是否权威”“描述是否夸张”“是否引发恐慌”等指标转化为可视化评分工具。
当罗某良在审讯室承认“制造谣言是为了涨粉带货”时，这场闹剧的荒诞性已无需赘言。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广东清远地震的余震监测数据中，有12%的波动来自恐慌性逃生引发的地面震动——这或许是最具讽刺意味的“人为地震”。在数字时代，重建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比预测地震本身更为迫切。唯有当算法不再追逐恐慌，当科学不再沉默于实验室，当每个网民都成为谣言的“免疫细胞”，我们才能真正构筑起抵御自然灾害与数字谣言的双重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