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龄婴儿窒息死亡 检察院起诉生父
湖北襄阳两月龄婴儿舒某某因体位性机械性窒息死亡，生父舒某被检方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这一案件撕开了家庭监护责任与法律边界的深层裂痕。当司法鉴定明确“婴儿因趴睡时枕头覆盖口鼻导致窒息”，当监控记录显示舒某在凌晨发现婴儿异常后仅“拍屁股后继续入睡”，这场悲剧已超越“意外”范畴，成为审视监护人责任、家庭暴力治理与法律追责机制的典型样本。
立论点：监护责任的失守，需以法律刚性划定“过失”与“故意”的边界
分论点一：从“多次提醒”到“致命疏忽”，暴露监护人责任意识的系统性缺失
根据起诉书，舒某某出生后，医院、月子中心及舒某母亲均多次提醒“婴儿趴睡有窒息风险”，甚至在事发前一晚，舒某为防止婴儿跌落特意放置枕头。然而，凌晨1点发现婴儿趴睡时，他仅“拍屁股”后继续入睡，未调整睡姿或移除枕头；6小时后发现婴儿死亡时，枕头已完全覆盖其面部。这种“明知风险却放任”的行为，符合《刑法》第十五条“过失犯罪”的构成要件——即“应当预见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结果，因疏忽大意未预见，或轻信能够避免”。对比2023年上海某案例，监护人因将3月龄婴儿独自留在家中致其坠亡，被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本案中舒某的“持续疏忽”性质更为严重。
反论点：将“家庭矛盾”与“监护过失”混为一谈，可能模糊法律追责的核心
杨女士指控舒某在取保候审期间殴打自己和母亲，并提交病历与行政处罚决定书为证；舒某则否认家暴，称“病历系伪造”并申请行政复议。这种“家暴争议”与“监护过失”的交织，易使公众将案件简化为“夫妻矛盾导致的悲剧”，而忽视核心问题：无论是否存在家暴，舒某作为监护人，对婴儿窒息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4年最高检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中，仅32%被追究刑事责任，多数以“家庭纠纷”调解结案。本案中，检方排除“故意杀人”嫌疑，聚焦“过失致人死亡”，正是对法律边界的精准把握——避免因情感纠纷干扰对监护责任的独立判断。
驳论点：强调“初为人父”的“经验不足”，是对监护责任的过度宽容
舒某辩称“自己缺乏育儿经验”，但法律对监护责任的要求不因“经验”而降低。《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监护人需“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这一义务不因年龄、性别或经验而豁免。2025年1月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进一步强调，父母需“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本案中，舒某在婴儿出生后参与照顾，且接受过多次安全提醒，其“经验不足”的辩解难以成立。对比2024年广东某案例，25岁母亲因将1岁幼儿独自留在家中致其触电身亡，被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本案中舒某的年龄与经验不应成为减轻责任的理由。
延伸论点：从“个案追责”到“制度预防”，需构建“监护能力评估+强制教育”体系
本案暴露的深层问题，是监护人责任缺乏前置评估与动态监管。可借鉴德国《民法典》第1666条：若监护人“严重违反义务”，法院可剥夺其监护权并指定专业机构代管；我国《民法典》第三十六条虽规定类似条款，但实践中极少启用。此外，需推广“育儿安全强制教育”——如要求新手父母参加急救培训、通过监护能力测试后方可独立照顾幼儿。2024年浙江试点“育儿安全学分制”，要求父母完成12课时安全培训并考试合格，否则将影响子女入学资格，此类措施值得推广。
从襄阳市中心医院的抢救记录到检察院的公诉书，从月子中心的风险提示到家庭监控的沉默影像，这场悲剧的核心从未是“意外”，而是监护责任的彻底失守。法律对“过失”的追责，不仅是对逝去生命的告慰，更是对“父母”这一身份的严肃提醒：监护权不是特权，而是必须用谨慎、责任与爱托举的义务。当社会不再用“经验不足”宽容疏忽，当法律不再因“家庭纠纷”模糊边界，每一个婴儿才能在真正的“安全港湾”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