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人造谣科研人员虐待大熊猫获刑

2025年6月26日，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对白某某、徐某编造“科研人员虐待大熊猫”谣言案作出一审判决，两人分别获刑一年六个月和一年二个月。这场持续14个月的网络暴力事件，不仅暴露了流量经济下的道德溃败，更折射出公共议题中理性与狂热的深刻撕裂。

立论点：以“保护”之名行暴力之实，是流量时代的社会性精神危机
据法院查明，2023年3月至2024年5月间，白某某、徐某通过直播、短视频编造“科研人员电击大熊猫”“用熊猫做黑实验”等47类谣言，虚假视频累计播放量超54万次，引发1.2万次转发、9521条评论。这些数据背后，是公众对国宝保护的深切焦虑被恶意利用——当“大熊猫”成为流量密码，极端动保团伙将科学保护异化为“道德审判”，科研人员沦为替罪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魏明因如实陈述旅美大熊猫健康状况，遭辱骂“卖国贼”，甚至被线下围堵；成都基地副主任侯蓉日均接200余骚扰电话，办公室电话线被迫拔除。这种系统性污名化，本质是对专业主义的解构。

分论点一：谣言产业链的“专业化”运作正在摧毁公共信任
白某某团伙的作案手法呈现明显产业化特征：其一，构建“虚假人设”，徐某被包装成“退伍特警”以增强可信度；其二，制造“证据链”，通过剪辑熊猫正常行为视频、伪造科研人员违法被抓捕的“内部文件”等手段，将主观臆测包装成“真相”；其三，设计“参与门槛”，要求粉丝缴纳“维权资金”才能进入核心群组，形成封闭式谣言传播圈。据警方披露，该团伙通过粉丝募捐、直播打赏获利约18万元，其中陕西白某某轮番使用80个账号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运作，单个账号被封禁后立即启用新号，展现出极强的反侦查能力。这种“造谣-募捐-再造谣”的闭环，使谣言从个体行为升级为组织化犯罪。

分论点二：网络狂欢背后的“群体极化”效应
心理学中的“去个性化”理论在此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白某某直播间里，“虐猫者该死”的弹幕以每秒10条的速度滚动，粉丝在群体情绪裹挟下，将正常科研行为曲解为“虐待”。例如，大熊猫“华妮”幼崽期被饲养员轻拍鼻部的视频，被恶意剪辑为“虐打”，评论区随即出现“建议人肉饲养员”的极端言论。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极化正在向线下蔓延：2024年6月，数十名粉丝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外聚集，手持“放归熊猫等于谋杀”的横幅，甚至尾随专家至住宅区辱骂。当虚拟空间的暴力突破次元壁，社会治理面临全新挑战。

反论点：公众监督权与网络暴力的边界何在？
部分观点认为，此案应警惕“压制民意”，但数据揭示真相：被造谣的科研人员中，78%曾参与大熊猫野化放归、国际合作等关键项目，其工作直接关系物种存续。当“监督”异化为对专业决策的粗暴干预，当“质疑”演变为对科研人员的人格侮辱，这种“民意”已背离公共利益。正如法官在判决书中强调：“公民行使监督权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边界，不能将网络空间视为法外之地。”

驳论：平台责任缺失放大了谣言危害
涉案视频在某平台累计传播54万次，但平台仅对32%的内容采取限流措施。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加剧了信息茧房——用户越点击“虐猫”内容，系统越推送同类谣言，形成恶性循环。对比国外经验，推特对涉动物保护谣言实行“标签预警+专家反驳”机制，脸书建立“事实核查联盟”，而国内平台仍停留在事后删除阶段。技术中立不应成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当算法成为谣言加速器，平台必须承担起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

相关论点：构建“科学传播共同体”破解信任危机
破局关键在于重建专业话语权。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启动“透明化工程”，通过24小时直播间、科研日志公开、专家定期答疑等方式，让公众直观了解保护工作。2024年试点期间，涉及该中心的谣言数量下降67%。同时，需完善法律武器——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网络谣言的处罚上限为15日拘留，难以形成震慑。建议参照德国《网络执行法》，对造成严重后果的造谣者处以年薪10%的罚款，并纳入征信黑名单。

当白某某在法庭上忏悔“完全不知道会造成这么大负面影响”时，这场审判已超越个案范畴。它警示我们：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守护真相需要法律利剑，更需要每个人保持理性——对国宝的爱，不应成为刺向保护者的刀。唯有让科学回归专业轨道，让监督止步于法律边界，才能避免“保护”沦为暴力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