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税发现被结婚8年
当云南文山的罗女士在个人所得税退税系统中填下“未婚”时，她未曾想到，这个简单的勾选会撕开一场持续八年的身份盗用噩梦。7月12日安徽含山警方通报的“黎某涉嫌冒用他人身份办理婚姻登记”案，不仅暴露出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性漏洞，更折射出婚姻登记制度与数字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这场看似荒诞的“被结婚”事件，实则是数字时代公民权利保护的一记警钟。
制度性漏洞：形式审查下的“身份冒用”为何屡禁不止
根据马鞍山市民政局回应，2017年6月罗女士的婚姻登记材料中，身份证、户口本均为真实证件，登记时仅进行“照片与本人一致性”的形式审查。这种审查模式在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取消强制婚检、单位证明后，虽简化了登记流程，却为身份冒用留下可乘之机。2021年最高检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白皮书》显示，全国检察机关近三年办理的冒名婚姻登记案件达1200余起，其中83%的案件涉及身份证、户口本等核心证件被盗用。更值得警惕的是，罗女士的案例并非孤例：2022年浙江温州女子因身份证丢失被“结婚”三次，2024年山东菏泽男子在不知情下“被离婚”，这些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当婚姻登记系统与公安人口数据库未实现实时联网核查，仅凭纸质证件的形式审查，本质上是对身份真实性的“形式化背书”。
数字治理困境：部门数据壁垒加剧权利侵害
罗女士的遭遇暴露出数字治理中的“数据孤岛”困境。其身份信息在2017年被冒用后，婚姻登记信息同步至全国婚姻登记系统，但税务、社保等部门的数据更新存在滞后性。2025年4月罗女士首次申请退税时，系统仍显示其“已婚”，这反映出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的失效。对比上海2024年试点的“公民身份信息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该系统通过打通公安、民政、税务等12个部门的数据壁垒，实现身份证挂失、婚姻登记、纳税状态等信息的实时更新，使冒用身份办理业务的成功率下降92%。而罗女士的案例证明，在数据共享机制缺失的地区，公民权利仍暴露在“数字裸奔”的风险中。
权利救济滞后：从“发现难”到“纠错难”的恶性循环
罗女士的维权路径揭示出权利救济的制度性障碍。2017年冒用事件发生后，民政部门未主动核查异常登记，税务系统未及时同步婚姻状态变更，导致罗女士在八年后才发现权益受损。即便在报案后，其仍需经历“民政部门核查—警方立案—法院判决—登记撤销”的冗长流程。这种“事后救济”模式与《民法典》第1053条“无效婚姻自始无效”的原则形成冲突。对比德国《户籍法》规定，婚姻登记部门若发现疑似冒用，必须立即冻结登记并启动司法审查程序，我国《婚姻登记工作规范》中“自发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撤销错误登记”的条款，在实际执行中常因部门协调不畅沦为“纸面权利”。
系统性破局：从“个案纠错”到“制度重构”的治理升级
破解这一困局需构建“技术防御-制度创新-法律保障”三维体系。技术层面，应推广“人脸识别+活体检测+公安数据库比对”的三重身份核验系统，如广东2025年上线的“婚姻登记智能核验平台”，可将冒用风险识别准确率提升至99.7%；制度层面，需建立“婚姻登记异常预警机制”，对短时间内跨省登记、证件挂失后登记等异常行为自动触发人工复核；法律层面，应修订《婚姻登记条例》，明确冒用身份登记婚姻的刑事责任，参照《刑法》第280条“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对冒用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当罗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事情总会被解决”时，这场持续八年的身份噩梦已进入倒计时。但比个案纠错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以此为契机，推动婚姻登记制度从“形式审查”向“实质审查”转型，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构建公民身份信息的全生命周期保护体系。毕竟，在数字时代，每个人的身份信息都是其参与社会活动的“数字通行证”，唯有筑牢制度防火墙，才能避免更多“罗女士们”陷入“被结婚”的荒诞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