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让打工人用生命来证明敬业 告别隐形加班！近日，32岁的程序员高广辉猝死的消息引发热议。他早年跟随父母从河南来到广东，童年时曾捡垃圾换取零用钱，大学就读于软件学院，多次兼职缓解经济压力，与同校的爱人结婚，至今未育。他曾写过日记：“命运和挫折让我慢慢成长。”猝死前一周的工作日，他最早到家时间为21:38，最晚为22:47。猝死当天是周六，部门有四项工作任务到了截止日，他打开了公司OA系统。抢救期间，他被拉入了一个工作群内。去世后，不知情的同事仍发来消息，请他“把这个改下”。

　　高广辉的故事让无数打工人产生共鸣。他靠读书改变命运，进入互联网企业，工作节奏紧张却仍在承受范围内“硬扛”，最终倒在看似平常的一天。从已披露的信息看，高广辉的生活并不算是“极端加班”的典型样本：他并非凌晨回家，工作日最晚到家时间在22点多；猝死当天是周六他没有去上班，但部门有多项工作任务到期，他登录过公司OA系统；抢救过程中被拉进工作群，去世后仍不断收到工作消息。这些细节拼接在一起，呈现了一种更隐蔽、更普遍的工作状态——下班不等于下线，周末不等于休息，身体已经报警，但工作还在继续。

　　高广辉最终被压垮的原因是一套早已被“合理化”的畸形加班文化。这种加班文化对健康的系统性透支是最直接的伤害。脑力劳动的疲惫往往是隐形的，程序员、设计师、编辑、运营人员长时间处于高专注、高压力状态，神经系统持续紧绷，却缺乏有效的恢复周期。下班后仍需盯着手机、周末要随时响应、深夜修改方案，睡眠被切割成碎片，身体长期处在“低度透支却不断累积”的危险区间。猝死并非偶发事故，而是慢性消耗的极端结果。不要再让打工人用生命来证明敬业 告别隐形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