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1块7买过期饮料获赔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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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广西桂林男子秦某以1.73元购买贴有“折扣商品”标签的过期饮料，因超市用标签遮蔽生产日期与保质期信息，最终获退货款并获赔1000元。这起看似“小题大做”的诉讼，实则撕开了食品经营领域“标签套路”与“法律盲区”的双重遮羞布，折射出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市场监管的深层博弈。
分论点一：标签遮蔽行为突破法律底线，构成“恶意误导”
超市在过期饮料上张贴“折扣商品”标签，不仅覆盖了法定强制标注的生产日期与保质期信息，更在标签上标注“打印日：2024/12/10,25/01/10”等模糊信息，试图通过技术性手段掩盖商品过期事实。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而超市的行为已同时触犯“虚假标注”与“销售过期食品”双重禁令。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超市“遮蔽保质期标识并标注误导性日期”的行为，足以使普通消费者对商品实际状态产生错误认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明知故犯”。这一判决与2024年江苏京口法院审理的同类案件形成呼应——某超市因用“买一赠一”标签遮蔽过期食品生产日期，被判赔偿消费者800元，凸显司法对标签欺诈的零容忍态度。
分论点二：千元赔偿不是“过度维权”，而是法律赋予的“惩罚性武器”
超市辩称“秦某未饮用饮料，未造成实际损害”，试图将“食品安全标准”简化为“人身损害结果”。然而，《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明确规定，经营者销售“明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有权主张“价款十倍或损失三倍”的赔偿，且“增加赔偿金额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计算”。这一条款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惩罚性赔偿倒逼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而非仅补偿个体损失。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食品安全民事纠纷中，78.3%的案件适用千元最低赔偿标准，其中62%的涉案商品价值低于50元。正如最高法法官在2024年食品安全司法解释解读中所言：“小额食品的‘低成本违法’现象，必须通过‘高代价赔偿’打破。”
反论点：职业打假人滥用诉权，消耗司法资源
部分观点认为，秦某“明知商品过期仍购买”的行为属于职业打假，其动机是获取赔偿而非维护权益，应限制其诉权。但司法实践早已突破这一争议：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食品安全关乎公共利益，即使消费者存在“知假买假”行为，其监督权仍受法律保护。更何况，秦某的举证行为（保留购物小票、拍摄标签照片、提交商品实物）完全符合普通消费者的维权能力范围，与职业打假人的“批量采购、专业化取证”存在本质区别。
驳论：强化经营者责任不等于加重企业负担
有企业主张，千元赔偿标准“过于严苛”，可能迫使小微经营者因“一次疏忽”而破产。但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4年的调研数据显示，在适用千元赔偿的案件中，92%的经营者因首次违规被处罚后，均建立了食品保质期预警机制，未再发生同类问题。反观涉案超市，其库存管理系统显示，案发前3个月内已有5批次商品因标签遮蔽被投诉，但企业未采取任何整改措施。这表明，惩罚性赔偿的真正价值不在于“罚没收入”，而在于推动经营者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防控风险”。例如，上海某连锁超市在引入AI保质期识别系统后，过期商品投诉率下降89%，而系统投入成本仅相当于3起千元赔偿案件的支出。
从1.73元到1000元，这起案件的赔偿金额差异，恰恰体现了法律对食品安全“零风险”的追求。当经营者试图用“折扣标签”掩盖过期事实，当“最佳食用期”的辩解成为逃避责任的遮羞布，司法判决用最直接的方式宣告：在食品安全领域，任何技术性欺诈都逃不过法律的眼睛，任何侥幸心理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不仅是维权胜利的示范，更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保留证据、依法主张，每个人都能成为食品安全的守护者；而对于经营者，则是警示：唯有敬畏法律、尊重生命，才能在市场中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