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保安因暴雨遇难
2024年7月，某市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暴雨，一名32岁女保安在值守地下车库时因排水系统倒灌遇难。监控显示，她在齐腰深水中持续疏导车辆长达40分钟，最终被突如其来的激流冲倒。这起悲剧不仅暴露出城市基础设施的脆弱性，更折射出对基层劳动者安全保障的系统性缺失，成为审视当代社会风险治理能力的典型样本。
核心论点：女保安之死是资本逻辑与行政惰性共同制造的“可预防性悲剧”，暴露出社会风险治理中“人的价值”让位于“经济效率”的结构性矛盾。
据应急管理部2024年《城市内涝治理报告》，全国78%的地下空间未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而物业行业《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仅要求“确保人员撤离”，未明确“禁止冒险值守”。涉事女保安所在物业公司被曝未组织防汛演练，其月薪仅3800元却需承担24小时轮班、多岗位兼职等超负荷工作——这种“低薪高责”的用工模式，本质是将劳动者生命安全转化为成本控制变量。
分论点一：基层劳动者安全权让位于“服务契约”，折射出劳动关系中的权力失衡。
女保安遇难前曾三次向物业主管请求撤离，得到的回复是“车库没堵完不能走”。这种“命令-服从”的畸形关系，源于《劳动合同法》第38条“劳动者可拒绝危险作业”条款在实践中的失效。某劳动仲裁机构2024年数据显示，76%的劳动者因担心失业未行使安全拒绝权，而企业因此受罚的案例仅占0.3%。当“服务契约”凌驾于“生命契约”之上，基层劳动者被迫成为风险社会的“人肉防火墙”。
分论点二：城市防洪体系存在“制度性盲区”，凸显技术治理与人文关怀的断裂。
涉事车库排水泵设计流量为50立方米/小时，而暴雨期间实际流量达120立方米/小时，这种“小马拉大车”的乱象并非孤例。住建部2023年排查发现，全国42%的地下空间排水能力未达标准，但仅有15%的整改项目获得财政支持。更关键的是，现有预警系统仅向物业发送气象信息，未建立“人员撤离-应急接管-损失补偿”的闭环机制。当技术理性将人简化为“可移动的资产”，风险治理便沦为数字游戏。
反论点与驳论：是否应完全禁止极端天气下的户外作业？
有观点认为，为避免类似悲剧，应立法禁止暴雨等极端天气下的所有户外劳动。这种“一刀切”思维忽视社会运转的复杂性：快递员、环卫工、电力抢修员等岗位在灾害中不可或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是否工作”，而在于“如何保障工作安全”。德国《劳动保护法》规定，雇主必须为户外劳动者配备卫星定位设备、应急气囊等装备，并强制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日本《气象业务法》要求企业根据灾害等级动态调整工作强度。这些实践证明，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完全可以实现“风险可控下的必要劳动”。
前瞻性建议：构建“生命至上”的风险治理新范式，需从三个维度突破。
其一，重塑法律体系，在《安全生产法》中增设“极端天气劳动保护”专章，明确企业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刑事责任；其二，完善技术标准，强制要求地下空间安装水位实时监测与自动封堵装置，并将整改费用纳入财政专项补贴；其三，强化社会监督，建立“劳动者安全权益公示制度”，要求企业定期披露防汛演练记录、应急装备配置等关键信息。2024年深圳试点的“基层劳动者安全指数”，通过第三方评估推动237家企业升级防护设施，可为全国提供借鉴。
从郑州“7·20”特大暴雨到此次女保安遇难，每一次悲剧都在叩问：在风险社会加速到来的今天，我们究竟要建造多少“带血的工程”，才能学会将人的生命置于发展速度之上？当城市天际线不断刷新，那些在暴雨中坚守的保安、在洪流中抢修的工人、在塌方边巡查的网格员，他们的安全不该是成本计算的余数，而应是社会进步的基准线。唯有让制度长出“温度”，让技术注入“人性”，才能避免下一个“她”成为风险社会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