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收费期满仍收费

近日，成都城北出口高速与成都机场高速在收费期满后仍持续收费的事件，引发了公众对高速公路收费政策透明度与合理性的广泛质疑。这一现象并非孤例，京港澳高速、京平高速等均曾因“超期收费”陷入舆论漩涡，暴露出我国高速公路收费制度在执行层面存在的深层矛盾。

核心论点：收费政策透明度缺失与公众知情权受损，是当前高速公路管理的主要矛盾。
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2022年公开文件，城北出口高速收费期限应为1998年12月21日至2024年6月30日，但实际收费站公示信息却显示延长至2025年9月17日。更耐人寻味的是，当市民胡磊申请公开延期批复文件时，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以“涉密”为由拒绝，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均未支持信息公开诉求。这种“政策执行与信息公开的割裂”，直接导致公众对收费合理性的质疑。据调查，全国范围内仅12%的到期高速公路按期停止收费，而“延期收费”的理由多为“贷款未还清”“养护成本增加”等，但具体核算过程从未公开。例如，京港澳高速京石段在2004年已实现5.86亿元收费盈余，却仍以“经营性公路”名义延长收费至2029年。这种“黑箱操作”模式，严重侵蚀了公众对公共政策的信任。

分论点一：收费延期缺乏统一标准，地方执行存在“选择性解释”空间。
现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政府还贷公路收费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中西部地区25年），经营性公路不超过30年（中西部地区35年）。然而，2018年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改扩建工程可重新核定收费期限”，这一条款被地方视为“延期收费”的法律依据。例如，成都城北出口高速以“此前有过免费期”为由，将收费截止日期从2024年6月30日延长至2025年9月17日；而京平高速则因“疫情期间免费79天”，将收费期顺延至2023年9月7日。但问题在于，这些“调整依据”既未明确量化标准，也未经过公众听证程序。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速公路债务余额达7.9万亿元，若允许以“债务风险”为由无限期延期收费，将导致“贷款修路—收费还债—再贷款—再收费”的恶性循环，最终使公众承担过度负债成本。

分论点二：公众监督权与政策保密性的冲突，折射出公共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博弈。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将延期批复文件定为“秘密长期”，其依据是《保守国家秘密法》中“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条款。然而，高速公路收费标准、期限等直接关联公众切身利益的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范畴？对比广州北环高速、广佛高速等按期停止收费的案例，其决策过程均通过政府官网、新闻发布会等渠道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而成都城北出口高速的“涉密”回应，不仅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涉及公众利益调整的信息应当主动公开”的原则，更引发“以保密掩盖利益输送”的合理怀疑。例如，成都交投集团2021年曾招标研究城北高速“资源置换方案”，但后续未公布结果，这种“暗箱操作”模式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政策公正性的质疑。

反论点与驳论：延期收费是否具有“合理性”？
支持延期收费的观点认为，高速公路养护成本随车流量增长而上升，且早期建设贷款利息较高，延期收费可避免债务违约风险。然而，这一论点存在两大漏洞：其一，养护成本已通过成品油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等渠道部分覆盖。据财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公路养护支出中，财政资金占比达42%，而收费公路仅承担58%；其二，若以“债务风险”为由允许延期，则需建立透明的成本核算与公众监督机制。例如，湖北省在武黄高速停止收费前，曾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债务余额、车流量、收费标准等进行独立审计，并向社会公开审计报告。这种“阳光化”操作，既保障了公众知情权，也避免了“延期收费”沦为部门利益工具。

前瞻性建议：构建“法定期限+动态调整+公开监督”的收费治理体系。
破解高速公路收费困局，需从三方面入手：其一，立法层面应明确“收费期限届满必须停止收费”的刚性原则，禁止以“改扩建”“债务风险”等名义变相延期；其二，执行层面需建立“成本监审+公众听证”的动态调整机制，例如，广东省对粤港澳大桥实施“车流量—收费标准”联动调整，当实际车流量超过预期30%时，自动下调收费标准；其三，监督层面应强制公开收费公路的债务余额、养护成本、车流量等核心数据，并接受人大、审计部门与公众的联合监督。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广州北环高速免费获赞”与“成都城北高速延期遭诉”的冰火两重天现象重演。

高速公路是连接城乡的“经济动脉”，而非某些部门的“提款机”。当公众用脚投票选择免费路线，当法律条文与政策执行陷入“双重标准”争议，改革已刻不容缓。唯有以公开破除信任危机，以法治终结利益博弈，才能让高速公路真正回归“公共产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