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靖难之役中，起自北平的燕王朱棣以一隅之兵，对抗南京建文帝的天下之师，最终历经艰难取得胜利。其中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建文帝朱允炆的“既要又要”。

　　什么是“既要又要”呢？在面对反叛的叔叔、燕王朱棣时，年轻的建文帝既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又不想背上杀死叔叔的恶名。于是，他就给手下的军队下了这么一道诏书：“毋使负杀叔父名”。

　　这一下，前线的将士可犯了难：在性命相搏的战场上，“白刃交兮宝刀折，两军蹙兮生死决”，如何在保证不杀死对手的情况下，还能打败对手？难道必须逼着对手乖乖投降吗？可是对手既然知道你不敢杀我，又怎么会投降？

　　结果，在整个靖难之役中，好几次朱棣身逢绝境，又硬生生靠着建文帝这句“毋使负杀叔父名”，把自己救了回来。

　　其中最夸张的一次，发生在夹河之战中。当时，燕军和南军名将盛庸对阵财经热点。大战之中，燕王朱棣自己带了十几个骑兵去窥探盛庸的军营，结果误入南军阵中。等到发现时，十几个人已经被团团围困。

　　按理说，靖难之役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呢，朱棣知道建文帝不想杀他，于是“乃从容引马，鸣角穿营而去”。

　　南军将士呢，也知道皇帝不想杀他，今天谁杀了朱棣，明天皇帝为了要个好名声，兴许就会宰了那个让自己背骂名的人。于是“诸将以天子有诏，毋使负杀叔父名，仓卒相顾愕贻，不敢发一矢。”一箭都不敢发，让朱棣大摇大摆的走路。

　　建文帝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燕军终于打到南京城下。金川门之变城门洞开，南京守军投降，靖难之役就此结束，建文帝朱允炆在战火中下落不明，永乐帝朱棣成为明朝新的主人。公元1421年，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

　　看看今天的投资市场，何尝不是如此？作为今天指点资金的投资者们，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发出“既要又要”的指令？

　　比如，债券投资的特点，本来就是收益低、波动小。结果，不少投资者既要债券的波动小，又还想要收益高。资本市场呢，也就迎合投资者的口味，发明了一些产品，本质上就是债券加多点儿杠杆再来点股票，似乎可以满足投资者“既要又要”的需求：但事情果真如有这么美妙吗？

　　再比如，看了沃伦·巴菲特的投资业绩，许多人都觉得“哇，价值投资真好！”但是到了具体执行的时候，又闹出来不少“既要又要”：“我既要价值投资的长期业绩，又要短期能跟得上市场热点，不能在别人赚钱的时候，我坐冷板凳。”“我既要赚长期价值增长的钱，短期波动我也不想承担，最好一路平平地走上去。”

　　可是，在价值投资中“既要又要”，真的可行吗？如果真的可行，为什么巴菲特自己不做？难道他不明白“只有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的道理吗？难道他不想“既要长期收益、又要短期热点、还要业绩平稳”吗？既然巴菲特也想要，为什么他不要呢？

　　再比如，在购买基金的时候，许多投资者既要投资经理能在长期做出超额收益，又要投资经理抓住每一个市场热点：一旦基金短期表现落后，就嚷嚷着要赎回。

　　可是，一个真正坚持自己投资思路的投资经理，又怎么可能在每一次市场波动中，都去迎合市场、跟上别人的波动节奏？而那些试图跟上每个市场波动节奏的基金经理，又怎能保持自己独有的投资理念？

　　在资本市场上，类似“既要又要”、甚至是“既要又要还要”的事情，可谓屡见不鲜。而每次当投资者提出这样的需求，就总有一些金融设计和金融产品，能看似“恰到好处”地填补上这些需求，让投资者为之买单。

　　可是时过境迁，事实往往证明，“既要又要”是不可能被满足的。所谓的满足需求，无非是运用金融工具创造的又一次幻象而已：从2008年炸遍全球的某些衍生品，到后来似乎看起来收益特别高、风险特别小的某些雪球产品，多少设计精妙的金融产品概莫如是。

　　所以，在投资中那些“既要又要”的指令，其实来自于许多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认识不到位，以为只要提了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而对资本市场的客观规律没有清晰的认知。如此做投资，就像发出那个“既要战争胜利、又要不背杀叔父骂名”的建文帝一样，实在很难取得成功。“投资既要长期业绩 又要跟上热点！”真的可行吗？